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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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第2辑)》内容简介:该书是一部选集,汇集了由14位学者进行的9项经验研究的成果。学者们所涉及的问题范围广泛,从17世纪英格兰稳固市场的演化到现代美国空中着陆通道产权的起源,他们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多种多样领域中的制度和制度变革。这部选集强调了在经济领域形成激励和结果的过程中交易成本和产权的作用,从而对新制度经济学做出了贡献。为了使这些经验研究论文更容易为包括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生在内的广大读者阅读,编辑者为每项研究写了一篇序言,并且加上了三篇理论文章,包括道格拉斯·诺思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书    名
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
出版社
经济科学出版社
页    数
435页
ISBN
750583763X, 9787505837638
译    者
罗仲伟,,,%道格拉斯·C·诺思等著,,,美国
作    者
李.J.阿尔斯通 等
出版日期
2003年5月1日
语    种
简体中文
品    牌
经济科学出版社
开    本
0开

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基本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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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内容简介

《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第2辑)》:“关于制度变革的动力令人关注的哪些方面,阿尔斯通、埃格特森与诺思已经编纂出一座材料的金矿。这卷书包括学者与政策制定者的重要文章。这些文章以统一的分析框架把历史与发展连结起来。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

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作者简介

编者:(美国)李.J.阿尔斯通 等
  
  李.J.阿尔斯通:伊利诺斯大学(厄巴拉平原),经济学教授。

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图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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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
  致谢
  导论
  关于制度经济学的评注
  制度经济学的经验研究:一个概述
  1 产权的进一步理解
  2 前苏维埃体制制度变革的障碍
  3 交易成本与经济发展
  4 现代增长制度的演进
  5 动态环境中的管制
  6 价格管制、产权与制度变革
  7 管制自然资源:不合理产权的演进
  8 代议制民主中制度变革的政治学
  9 制度变革的经济学和政治学
  跋:时间历程中的经济绩效
  作者索引
  主题索引

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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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战后初期,前苏维埃领导层认识到需要进行广泛的改革以维护政权,以及其体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下面这篇文章按照代理理论的思想解释了为什么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努力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会失败。威尼基论文的结论是改革被国家的中层代理人所破坏。
  有些人认为,只要国民经济像一个大型企业一样运行,许多严重的经济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前苏维埃经济尝试实行中央控制,但是他们有可能并没有采用合适的制度结构。作为假想经济学中的一项练习,我们向读者发出挑战,要求思考从中央管理—个大型(或小型)工业经济的可操作的方法。
  就威尼基的论据来说,其核心是这样的思想,前苏维埃体制的中层管理者体现了体制规定性的人力资本,意味着这些当事人在替代的制度安排下处境将日益恶化。对统治者而言不幸的是,其改革的实施恰恰操纵在这同一群中层管理者手上。我们要求读者考虑下面的问题:对这一统治者悖论有何种解决方法呢?例如,如果这些管理者同意放弃他们对改革的抵制,那么前苏维埃领导层能够切合实际地向他们提供补偿(赎买他们的权力)吗?这个问题是与代议制民主相关联的,在这样的民主中,强有力的少数利益相关者(例如法国的农民)常常能够阻碍这样的变革,即那些会使这些特殊的利益相关者付出成本但将增加总体财富甚至全球经济利益的变革。
  
  废除指令和配给,但是保留任命和罢免企业管理者的权力。这种“革命性的”变革——人们至少认为是如此——至今仅仅在匈牙利发生。然而,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匈牙利的中央计划指令或配给体制并没有转变为分权的市场型经济体制,因为国有部门的产权结构并没有改变。即使没有生产指标和投入配给,但至关重要的仍然是企业管理者继续依赖其上级以忠诚为依据的周期性评价。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管理者上级“建议”的力度并不会弱于指令。⑩由于他们的位置、工资和奖金等都取决于位于他们之上的经济官僚机构,前苏维埃型经济中企业的管理者们依照效能及其上级的特殊“建议”来分析绩效。当这些因素发生冲突时,“建议”优先。
  而且,在匈牙利,市场并没有真正地替代中央计划;因此,覆盖整个企业活动领域的“建议性”附属或导向指标,以及在管理者与经济官僚机构之间关于改变对这些指标的评价方面的讨价还价充满了控制空间。对企业活动的控制过程伴随着对投入的非正式配给和讨价还价,企业拟定“自主的”生产计划时经济官僚机构和政党组织官员的参与,以及企业活动中各种干预的结合,包括隐藏的或公开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持续不断的或临时安排的干预。④虽然企业在追求更优良的绩效时并没有正式的约束,但是事实上却陷入对其活动彼此不一致的约束迷宫之中,严重地制约了效能的获得。因而,根据鲍尔(Bauer,1984)的研究,在前苏维埃型经济中那些没有正式遵循匈牙利改革模式的国家中,经济发展形式和对外贸易形式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为维持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不变而设计的反改革措施可以由其他措施予以补充或加强。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出台与改革精神相抵触的各种各样政策偏爱或特殊管制,如果实施就会降低企业对获利机会做出反应的能力。这些措施也提高了成本、降低了质量、增加了淘汰的产品以及在其他方面使汪效率更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下一次使改革逆转的行动中,反改者们会利用因他们的干预所产生的不利结果作为改革本身失败的证据。
  这些其他措施还包括反对改革的宣传。反改革宣传常常包括两种形式的论证:“改革增加了通货膨胀”,尽管改革通常只不过是把隐性的通货膨胀变成了公开的通货膨胀;“改革增加了不公平”,尽管改革通常(至少在开始时)报偿的是更具效率的较小企业,减少的是现存的、不公正的、有利于大型企业雇员的工资和收入差别。还有,个别人或大型企业中的雇员孤立的、吹毛求疵的轶事常常是出版界和大众媒体所乐于渲染的,这就强化了把改革带人准合法化的反改革活动。
  2.4 可以预期的失败——可能想见的解决方案
  本节的分析是以产权为基础,特别强调前苏维埃体制叶,统治阶层所面临的激励结构,不仅解释在前苏维埃型经济中经济改革反复出现的失败,而且在既定的论证理论基础下,使分析者能够预测正在进行的改革的结果。这一分析已经被用于两个工业改革的方案:前苏联和波兰。
  2.4.1 前苏联
  在前苏联的案例中,前苏维埃型经济的产权结构保持完好无损,统治阶层中财富分配的两种方式(任命和回扣)都得到保持,尽管对“次级的腐败”警戒性惩罚揪出了几个没有被适当约
  束的统治者的代理人。至于改革本身,前苏联的响应表明,从一开始几乎所有的设计就注定了改革的失败。
  在前苏联,虚构组织和对责任计划指标的不切实际限制是在至今为止散布的“反改革”措施中最为常见的。范围从传统的工业部到委员会起着超部委的作用,在这一顶端的变革属于虚构组织的类型,目的在于通过在同样的官僚机构保护伞下整合某些供应者和购买者,象征性地减少不确定性和缺陷。无论如何,这种类型的改革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奏效;所能够做的惟一事情是缺陷在企业之间重新分布。某个既定委员会的“自己”购买者得到相应更好的供应,而属于另一个委员会的那些陷入困境者则被忽视或变得更糟。
  在多层次等级制中重心从部委向企业工会的转移(在前苏维埃型经济的其他地方已经失败过多次的一种措施)是一种类似的不良表现者。除了显示从一年到另一年改善了的平均结果外,部委和工会都不会对提高效能感兴趣。许多分析家已经指出,这些组织为现行生产和能力扩张重新分配稀缺资源,其主要目的是改善这些平均结果。因而,它们把资源从相对更有效率的企业转移到相对更无效率的企业。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前苏联改革设计者到1988年初才表现出对这一点的理解。
  在出口的案例中,重心已经从前苏维埃对外贸易部转移到工业部、联合会以及企业,后者的案例数量非常有限。这一措施同样不成功,因为它主要是重新分布的,而不是集中的,在未来没有变革的经济环境下也不可能成功。总之,在一个前苏维埃型的短缺经济中,有着强烈的抑制创新的因素,并且以低质量的设备运行,生产者生产出在世界市场上可销售的产品所产生的成本,远远超过生产者可能积累的任何贸易利益。
  前苏维埃型经济限制强制性计划目标的试验也有很K的火败史。波兰1956—1973年的改革,捷克1967年的改革,以及其他前苏维埃型经济的虚构改革都支持这一命题。备受推崇的前苏维埃突击队(brigade)组织体制通过与准备为特定报酬完成特定任务的小型团队签订合约寻求减少无效率,这有可能改善某些前苏维埃企业的绩效,但仅仅是在有限的程度上并且不能长期维持。之所以不可能获得很大程度的改善,首先是因为前苏维埃型经济中的企业被过度需求、短缺和不确定性等所规定的体制所束缚,也就是说被企业的外部环境所束缚;工人玩忽职守和无效能只不过是企业无效能的再生源。因此,即使突击队工人自身非常努力,但是他们在团队层面上的努力不可能转换成企业层面的效应。这种失败将提高成本而没有产生任何补偿的利益,并且将在经济官僚机构的更高层面引起冲突。即使当投入不能到位时(正如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对于工人们准备完成合约也将不得不给予支付,这将再次增加成本。这些问题导致保留意见被写入合约或者特定的干预以减少特定报酬,而这些行为破坏了对工人自身努力的激励。那么,整个突击队方法就变成另一个无用的制度累赘,在此方法下所得将首先减少,然后一起消失。最终,即使通过严格劳动纪律使突击队机会均等,以及更彻底地检查计划实施报告,这种体制也将无疾而终,就是纸面上的绩效都不会有。
  最后,作为消除计划目标的手段,前苏维埃除此之外值得称赞的重建某些对非体力劳动者激励的努力几乎没有,或者很少像突击队体制那样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关于在白领劳动者与蓝领劳动者之间有利于前者的工资差异,实施的与计划的增长都正在相当迅速地消失。威尼基(1988b)指出,前苏维埃型经济不仅倾向于对劳动有过度需求,而且对体力劳动有强烈得多的过度需求。这样的过度需求与相对减少体力劳动供给的常见工业经济形式相结合,减少了非体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异。实际上,在某些国家中这些差异已经相反有利于体力劳动者。即使类似于前苏联那些做法的波兰和捷克的特别干预也没有使这种工资一致的趋势逆转;这些干预只不过使工资差异的进一步缩小延迟了两三年。
  2.4.2 波 兰
  不能够把波兰1982年的改革认定为完全虚假,尽管在军事管制法令下反改革力量非常强大。虽然前苏维埃型经济的产权结构并没有改变,但是的确取消了大多数指令,配给受到某种限制,价格控制也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即使后续的改革逆转过程剥夺了企业在1982年所享有的大部分自由行动权,20世纪80年代分权化的程度还是要高于70年代。此外,企业中选举产生的自我管理主体仍然保持着特定的权力,尽管这些权力从1982年改革开始就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过,即使存在着这些积极的方面,1982年的改革仍完全不能够保证有效率的企业绩效,更不用说改革受到的摧残。所以,改革的失败是确定无疑的。尽管如此,改革相当可观地增加了政党组织宫员和经济官僚机构在控制经济活动时所需付出的努力。
  到1987年,最后一轮波兰改革的失败即使对统治者而言也已经清晰可见。因而,宣传机构开始了经济改革进入“第二阶段”的宣传运动;官僚机构准备了一份预期变革的蓝图。然而,这一蓝图充满了“反改革”行动的痕迹。对企业家精神、创新、企业活动中的自治,以及经济中价格的作用等的语言文字鼓励在蓝图中是相当彻底的,但是基本不变的制度结构和所提出的干预主义政策工具使这一“第二阶段”的改革更像第一阶段,有着相似的失败可能性。
  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围绕着1982年经济改革的引入,波兰的案例对探索前苏维埃型经济成功改革的可能性更有意义。统治者考虑到需要解除经济危机,明显地试图“购买”统治阶层(尤其是最具影响力的部分,政党组织官员和经济官僚们)对经济改革的默许。因此,从外部正常贸易渠道得到的消费品份额急剧增加。最令人梦寐以求的耐用消费品轿车通过中央配给券体系配给的比例据说翻了一番,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20%增加到80年代初期的40%。其他家庭耐用消费品的地区数据表明,45%的份额进入了享有特权的销售渠道。(官方1983年的数字是,包括轿车在内的全部非食品制造品的38%。)即使考虑到统治者也在试图通过这一期间的行业工会组织分配各种各样物品,为政府资助的新行业工会“购买”成员,对统治阶层而言这些份额也非常高。(值得注意的是,轿车并不在由工会组织进行分配的物品之中。)
  至此为止,已经讲述的仅仅是波兰故事的一部分。在这些年间,波兰通过任命覆盖的职位数量从20世纪70年代的10万个上升到80年代的25万个。如此,统治阶层进入享有高薪的工作职位的情况得到相当程度上的改善。事实上,与沃斯伦斯基(Voslenski)1984年对前苏联的估计(75万个职位)相比较,20世纪80年代政党对管理职位正式控制的相对程度,波兰要明显地高于前苏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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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言
  一
  20世纪90年代初,以编辑出版社会科学学术理论论著而闻名于世的剑桥大学出版社开始编纂出版一套名为“制度与决策的政治经济”的丛书,并由德高望重的思想家和学术领袖人物,美国哈佛大学的詹姆斯·E·阿尔特(James E.Alt)教授与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 C.North)教授担任主编。编纂这套剑桥丛书的目的,是试图集中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领域中制度与决策问题的重要研究成果,力图回答这样两个核心问题:制度是怎样响应个别的激励、战略和选择而起源和演进?制度如何影响政治和经济系统的绩效?编纂者们强调,这套丛书所涉及的地缘范围虽然不是国际性的,即并不囊括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但也绝不仅仅只是局限于美国。其中的研究,所采用方法主要是比较的、历史的和实证的,而不是孤立的、静态的和规范的。
  围绕上述目的,这套剑桥丛书已经先后编辑出版了20余部重要著作。这些著作针对上述核心问题,分别从不同的领域,或不同领域的不同方面或角度有力地推进了关于制度与决策的研究,因而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历史学和决策理论等学科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由李·阿尔斯通、思拉恩·埃格特森与道格拉斯·诺思三人共同主编的《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是这套丛书中的一部重要选集,经济科学出版社把这部选集纳入“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使中国读者得以适时地分享选集中所反映的学术成果,有助于他们掌握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动态,也体现了出版者慧眼独具的学术敏感和精益求精的专业素养。
  《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这部选集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在很大程度上针对人们认为制度经济学“擅长理论分析而缺乏经验研究”的一般印象,选编汇集了由14位杰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完成的9篇开拓性研究论文,以弥补欠缺,解除疑惑,为制度分析提供了足可堪称经典的经验研究范例。这些论文或洞彻探讨人们司空见惯、不以为然的历史现象,或重新阐释已有结论的历史经验,得出与传统看法、一般认识大相径庭的结论和思想,以对政治和经济的历史实证研究,深入论证了制度变革与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无疑丰富了制度分析的实践价值,强化了制度分析的理论解释力,从而使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得以进一步完善。
  显然,选集中这9篇经验研究论文的主题都集中在当前日益受到人们重视的、正处于迅速转变中的一个经济学研究重要领域,对制度和制度变革的分析。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制度分析直接聚焦于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联系,强调制度形成与实施过程中确定规则、度量绩效和执行产权的不完全信息和成本。不像关于产权的其他制度经济学著作,涉及的是特殊的政治问题(例如公共品)、政治区域(例如发展中世界),或财产类型(例如知识),这部选集关心的是产权一般,更重视探讨历史的重要性和人们未预料到的边际调整的意义。其中几篇论文纪实性地阐述了新的政治制度、公共政策和合约形式的创造过程,这些制度变革的全部重要方面都在
  历史进程和历史事实中得以展现,而其余论文则描述和解释了现存管制的成本,事与愿违的管制路径扭曲和无意识的附带效应,不得不令人对管制本身倍感怀疑。毫无疑问,这一系列的重要论证或研究成果不仅仅令人印象深刻,更重要的是以使人耳目一新的分析方式和结果,从不同的层面展示了我们所知道的制度起源、演进和影响,而正是制度的起源、演进和影响构造了社会中的激励结构。
  ……

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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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
  致谢
  导论 李·J·阿尔斯通、思拉恩·埃格特森与道格拉斯·C·诺思
  关于制度经济学的评注 思拉恩·埃格特森
  制度经济学的经验研究:一个概述 李·J·阿尔斯通
  
  1 产权的进一步理解
  经济变量与法律的发展:西部矿产权案例 加里·D·利伯凯普
  2 前苏维埃体制制度变革的障碍
  为何前苏维埃体制的经济改革会失败:一个以产权为依据的分析方法 詹·威尼基
  3 交易成本与经济发展
  公共制度与私人交易:对巴西和智利商业交易的法律与管制环境的比较分析 安德鲁·斯通、布赖恩·利维与里卡多·帕雷德斯
  4 现代增长制度的演进
  宪法与承诺:17世纪英格兰治理公共选择制度的演进 道格拉斯·C·诺思与巴里· R·温格斯特
  5 动态环境中的管制
  控制的政治经济:美国食糖业 安妮·O·克鲁格
  6 价格管制、产权与制度变革
  室内还是露天:一项房租法令的预定目的和实际效果 张五常
  7 管制自然资源:不合理产权的演进
  华盛顿州鲑鱼渔场的合法劝诱技术退步 罗伯特·希格斯
  8 代议制民主中制度变革的政治学
  产权起源的政治理论:机场着陆通道 威廉姆·H·里克与伊泰·塞尼德
  9 制度变革的经济学和政治学
  美国南方农业劳动合约中的家长主义:对福利国家增长的意义 李·J·阿尔斯通与约瑟夫·P·费里
  跋:时间历程中的经济绩效 道格拉斯·C·诺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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